在連續三屆首相任期和近八年的日本政壇高層之后，人們很難記得安倍在2012年重新執政時，日本是多么的垂死掙扎。安倍在2007年的第一次辭職導致了自民黨自1955年以來首次失去權力（除了90年代初的一段非常短暫的時期）。安倍從第一屆首相任期失敗的灰燼中，把自己變成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權力掮客田中角榮和中曾根康弘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日本政治家。

安倍是日本外相的兒子，也是岸信介的外孫，從1957年到1960年，岸信介從一名甲級戰犯被美國囚禁到首相，也是自民黨幾十年來在選舉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締造者之一。安倍在2012年后通過經濟增長、外交和安全政策等積極的連貫政策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與日本典型的麻木政客形象相反，安倍在其經濟計劃中采用了美國式的口號；他第二次組閣后，就推出了“安倍經濟學”，其著名的“三箭”即貨幣擴張、財政刺激和結構改革。

雖然沒有達到安倍經濟學的許多目標，比如2%的通脹目標來結束通貨緊縮，但安倍還是開拓了新的領域，加入并最終主導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談判，降低了企業稅，放松了對電力等關鍵行業的監管，增加了在日本的外國工人數量，以及促進更多的婦女加入勞動大軍（稱為“婦女經濟學”）。

安倍的經濟政策對一位日本領導人來說是大膽的，但首先受到了兩次考慮不周的消費稅上調的打擊，這兩次增稅使任何復蘇的風帆都無法起航，隨后又受到全球冠狀病毒的肆虐。包括東芝和雷諾-日產的公司治理丑聞，后者導致商人卡洛斯·戈恩臭名昭著的被捕并隨后逃離日本，突顯出改革曾經被稱為“日本公司”的困難，安倍擁有日本唯一的全面經濟改革計劃，在沒有任何可信的替代方案的情況下，他可以回歸基本面。

如果按照全球標準來看，安倍的經濟政策似乎相對溫和，他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比任何一位戰后領導人走得更遠。他因希望改革日本憲法以廢除禁止日本建立傳統軍事力量的和平主義第九條而聲名狼藉，并似乎對日本戰爭罪行的某些解釋提出質疑。然而，他也對日本在二戰中扮演的角色做出了最明確的道歉，正式訪問了珍珠港，并在廣島接待了美國總統奧巴馬。

更具體地說，他基本上擺脫了日本1945年后的桎梏。他修改廢除了阻止與盟國進行防務合作的法律，允許日本公司在國防生產方面進行合作，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并每年增加國防預算，日本制定了二戰以來第一艘航空母艦的計劃，不久將擁有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F-35艦隊，以及一支新的兩棲部隊。

在整個亞洲，安倍加深了日本的外交關系，尤其是與印度的外交關系，他和印度總理莫迪合作得很好，與澳大利亞，也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當然，安倍所有政策的背景都是中國的崛起，中國是日本最大的經濟伙伴，但也是對其國家利益最明顯的威脅。從很多方面來說，安倍向其他亞洲國家傳達的信息很簡單：日本是“聯合國中國”，一個可以與之進行貿易的國家，一個可以與之合作維護地區規范和規則的國家，一個不會欺負你的國家。

本文作者Michael Auslin，原載于外交政策雜志，清研智庫李梓涵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