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與ICT技術形成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構筑了全球價值鏈分工深化和擴大合作的重要基礎。近年來，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和5G通信等數字化科技成果賦能實體經濟，在大大改變傳統加工制造模式、增加服務可交易性的同時，也促進了集成電路、生命科學、海洋工程、航天航空和物流、金融、商業等諸多領域的新產業、新經濟發展。歷史事實與現實經驗表明，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深度交融改變了要素資源配置的結構與效率，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生活方式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當今世界，以數字科技及其應用為代表的全球第四次產業和技術革命方興未艾，預示著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廣闊前景。以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帶動產業部門、區域結構優化，實現國民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是我國“十四五”時期乃至今后更長時期的戰略路徑選擇。

塑造中心節點

借助數字經濟發展塑造國內市場大循環的中心節點。從數字經濟、數字生活和數字監管的既有實踐看，由數字科技催生的大量新業態、新模式、新渠道大大豐富了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內涵，拓展了經濟與社會生活的范圍，在個性化需求基礎上形成新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數字經濟不僅在需求端產生巨大的擴大內需、升級消費和引導生產作用，也在供給側生成廣泛的有效供給、結構優化和高質量發展效應。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數字經濟發揮的作用尤其突出和重要。

發揮數字經濟在國內大循環中的中心節點作用，必須時刻立足于實體經濟，防止“泡沫化”傾向。要從根本上厘清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發達國家發展數字經濟的基本經驗是由產業數字化邁向數字產業化，前者為后者發展奠定了相對堅實的基礎。而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路徑特色則在于數字化于服務業中占得先機，數字產業化發展快于產業數字化。毋庸諱言，當實體經濟發展面臨困難時，數字經濟便隱含著“脫實向虛”的風險，尤其是當“數字流量”與“金融流量”之間產生相互循環借力時，“泡沫經濟”極易形成氣候。在構建新發展格局進程中，我們必須反復強調數字經濟發展緊扣實體經濟的需要，著力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在當前階段，我們特別要實行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對“平臺經濟”過度金融杠桿化的傾向進行必要的糾偏。

形成戰略鏈接

借助數字經濟發展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從全球化推動的全球價值鏈分工結構和我國40余年改革開放實踐形成的國際產業聯系來看，我國已經成為全球價值鏈特別是東亞生產網絡的中心，近400種工業產品在全球生產量、出口量中穩居全球第一位。

就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靜態關系而言，各國聯系密切。從動態趨勢，特別是某些高科技與金融領域的動態趨勢來看，我們仍須密切關注其他國家的動態。鑒于我國在汽車、通用專用設備等裝備制造業和金融、電信等現代服務業領域與一些發達國家之間仍然存在部分差距，而這些產業恰是數字化技術和應用發展最快的領域，因此，我國應當把這些領域的數字經濟發展提升到更高水平。同時，加強國內創新、國際協同，通過數字化資源要素流動、科技研發合作與國際投資“并購”、產品服務貿易形成主動靈活的對外戰略鏈接，增強這些領域與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黏合度”。

打造應用場景

借勢數字經濟發展打造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應用場景”，實現科技自主創新與國際協同策源。借力國內外科技包括數字科技與產業革命成果形成高質量發展新動能，是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工程。從世界產業與技術革命的歷史經驗規律觀察，一國贏得產業技術革命先機的基礎除自主原創之外，主要得益于構建一個開放的、促使國際資本與新興科技高效融合實現產業轉化的“應用場景”。

根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研究，早在英國爆發第一次產業革命之前，許多相關的技術已經出現在歐洲大陸，但由于英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過快，促使英國早于歐洲其他國家發生了以“工廠制”取代“家庭作坊”“工場手工業”的制度變革，形成以“流水線”作業為基礎的勞動力分工與規模經濟形態，進而得以在自主創新的同時集成改造歐洲各國的先進技術，形成促發產業技術革命的“應用場景”。這一歷史經驗的現代啟示意義在于，我國應當充分利用國內龐大市場與工業體系相對完整的有利條件，借勢數字經濟發展打造全球最為開放優化的營商環境，形成最佳的資本和產業技術集成融合的“應用場景”，實現科技自主創新與國際協同策源相結合，構建國內國際產業技術經濟的新發展格局。

提升轉型動力

借助數字經濟發展提升國內國際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在擴大內需中打造自主可靠的產業鏈與穩定安全的供應鏈。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看，數字經濟在協調上下游供需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就發展數字經濟與實現我國實體經濟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分工、推動我國產業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攀升的關系來看，數字經濟有助于驅動冗長復雜的價值鏈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從而構建去中心化的、面向國內和國際市場的數字化價值生態系統。具體來說，下游動態的異質性需求將在數字技術的驅動下迅速轉化為數據要素，并在價值生態系統中共享；而上游供給方和其他參與者可基于這些數據要素不斷優化其產品與服務，進而找準自身的“價值定位”，促使一國產業在價值生態系統中實現供需多方的“精準對接”。

面對全球價值鏈重構、產業鏈近岸化和供應鏈非安全化的現實挑戰，結合強化“國內市場大循環”的擴大內需基礎要求，我們必須密切關注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我國加工制造業相對發達而裝備制造業發展不足。換言之，我國過往的工業發展主要偏重于加工制造，且嚴重依賴于國外關鍵技術、關鍵設備和零配件、半成品進口，這意味著國內產業鏈發展的不平衡。以機械加工能力“過剩”為基礎的“制造大國”必須轉型升級為以裝備制造能力強盛為基本特征的“制造強國”，否則難以形成支撐新發展格局的自主可靠產業鏈。二是我國東部產業相對集中而中部、西部產業薄弱。國內東北、中西部老工業基地的衰弱狀態表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區扶貧事業和鄉村振興的產業基礎仍未堅實，必須加快完成國內產業從東部向中部、西部的“梯度轉移”，否則難以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壯大和“擴大內需”的堅實支撐。

在發展數字經濟過程中，不能僅限于實現加工制造業的數字化賦能，而要更加突出加工制造業向裝備制造業的銜接和轉型升級；不能僅限于實現東部地區的擴大開放，而要更加重視國內國際產業向中西部的梯度轉移。由此，保持數字經濟在產業部門之間、區域之間的充分、平衡賦能。此外，在借助數字經濟發展打造自主可靠的產業鏈與穩定安全的供應鏈時，還應強調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開放性，保持和增強整體產業的活力。

總而言之，從世界經濟發展現實與趨勢分析，數字科技及其應用代表了全球第四次產業和技術革命的最新潮流，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工業4.0時代”國際經濟競爭的新領域。從經濟學視角分析，數字經濟既是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形態，又是一國國民經濟與對外經濟聯系的組織、結構與模式變遷新動力。數字要素或資源成為市場經濟微觀主體改變生產、服務效率形成異質性比較優勢的基礎，因而勢必對人類經濟與社會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立足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在實現國民經濟社會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借力數字經濟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促進區域結構平衡協調，打造自主可靠的產業鏈和穩定安全的供應鏈，最終形成高水平對外開放與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作者：黃建忠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