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20年里，美國中產階級面臨著進口競爭的激增、信息技術的革命、代價高昂和令人失望的海外戰爭、住房市場的繁榮與蕭條周期、緩慢地恢復就業以及國內政治功能失調。中產階級的工作、收入和財富都受到影響，公共投資、公共財政和公共信任也受到影響。經濟上的不平等已經惡化。這場大流行還加劇了醫療、就業、住房、基礎設施和社會等方面長期存在的經濟和種族不平等。

? ? ? 中產階級的健康是美國強大和穩定的先決條件。2019年的一項研究肯定了長期以來的前提，即擁有健康中產階級的國家，其社會凝聚力更高，公信力更高，犯罪率更低，政治穩定性更高，整體治理更好。如果沒有一個龐大而有活力的中產階級，美國國內的經濟不安全感就會日益加劇。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最近在科羅拉多州、內布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的研究顯示，美國中產階級感受到了外交政策選擇的影響，對多年來的政策慣性感到失望，并希望政府做更多的工作來提高他們的利益。當前的經濟危機需要推動美國外交政策界走向一個新的議程，增加其對中產階級的責任感，并促進國內的經濟復興。

這兩個目標要求采取強有力的積極外交政策。在短期內啟動全球增長和貿易的努力，必須與解決全球化的分配影響的長期舉措齊頭并進。美國的貿易政策需要更明確的目標，提供切實的利益，但調整成本更低，并更堅定地致力于執行貿易規則和懲罰不公平的做法。它需要消除外國和國內機構之間的任意壁壘，并利用一切國家權力工具來幫助中產階級在全球經濟中競爭。軍事、外交、情報和研究預算必須更加創造性地挖掘美國人民潛在的適應能力。最后，全球供應鏈和戰略產業需要通過加強與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的聯系和降低成本的安排，使其更具彈性。

掙扎的中產階級進入COVID-19時代

自2000年代初以來，與急劇增加的醫療、住房、教育和育兒成本相比，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緩慢。數以百萬計的制造業工作崗位（許多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由于自動化、離岸、外包和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而消失了。狹隘、資金不足的貿易調整援助項目未能抵消這一打擊。要求在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研發方面進行重大公共投資的呼聲沒有得到重視。

在2020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迅速結束了帶來低失業率和穩定工資增長的經濟擴張。美國企業7月份報告的就業崗位比2月份減少了1290萬個。

經濟活動的急劇下降，給未來的收入帶來了不確定性，拖累了消費者的信心。那些失去雇主保險的人面臨著更高的醫療費用，同時也面臨著更高的疾病風險和緊張的醫療系統。許多人已經耗盡儲蓄來應付日常開支，并背負更多的債務來應付裁員和減薪。與此同時，全國最高收入者與其他人（尤其是有色人種），之間的差距變得更加明顯。由于高收入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更容易進行遠程工作并保持社會隔離，低收入家庭的失業率更高，感染率更高。

由于嚴重依賴外國醫療設備和高度相互依賴的供應鏈，美國的應急反應受到了挑戰。現在，這場大流行可能會讓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對全球化更加失望，更不愿意承擔軍事和外交參與、對國際組織的義務以及新的貿易和投資交易的費用。同時，聯邦政府背負著驚人的新債務負擔，可能更無力應對下一次沖擊。

邁向新的議程

幾十年來，外交政策舞臺上的兩股主導力量國家安全和商業共同體，美國在海外的雄心壯志與在國內的失望之間的日益脫節，這最終導致公眾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對政治現狀的否定。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將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轉移到美國工人和家庭的關注上，理論上，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發展。但在實踐中，特朗普的 “美國優先 “愿景意味著破壞聯盟，大幅削減對外援助和外交，扣留對國際組織的捐款，以及與朋友和敵人不計后果的貿易戰。這些措施降低了美國的安全，卻沒有推動國內經濟的復興。正如美國應對新冠病毒的行動所表明的那樣，退出世界舞臺沒有什么好處。

更好的辦法是充分利用美國在海外的力量，促進國家的長期繁榮和安全，促進中產階級的利益，同時也減輕過去的政策給美國社會帶來的負擔。中產階級受益于美國的聯盟、自由的國際經濟體系、靈活的全球資本市場以及世界各地經濟的持續發展。

加強工業供應鏈的力量

COVID-19暴露了美國獲得重要資源的脆弱性，從個人防護設備到基本生活必需品。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全球供應沖擊，美國應制定一項戰略，將有針對性的轉包和戰略儲備相結合。對于那些外國供應商很少、難以儲存或生產需要較長周轉時間的關鍵商品，應恢復國內生產。這些產品包括某些藥品、電力生產的關鍵部件以及國防供應鏈的要素。增加國內生產還將創造少量新的中產階級就業機會。同時，美國應避免將廣泛生產的非關鍵性商品（如服裝和耐用消費品）或容易儲存的商品轉包出去，以免給中產階級家庭帶來新的成本。

為了糾正對中國生產的過度依賴，美國應與盟友合作，使生產能力多樣化，減少對任何特定來源的完全依賴。總的來說，美國需要投資于冗余和再生能力，以加強復雜的物流系統、依賴于連續連接的業務以及需要高度數據完整性的活動。

支持經濟調整

在美國準備應對非常規威脅的同時，它還必須在經濟上容易受其外交政策決定影響的地方建立抵御能力。過去的貿易協定和政策使一些工業城鎮因工廠關閉、失業和稅收減少而陷入困境。當然，貿易總會影響國內產生分配，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很多時候，貿易政策領先于當地經濟和美國企業的適應能力。

這并不是說，分配方面的擔憂排除了重要的外交政策舉措。但是，即使是最健全的外交政策也會在國內產生后果，而且必須控制不利因素。

糾正對中國的看法

在疫情發生后，美國公眾對中國的關注度大大增加。然而，許多美國人也仍然擔心與中國發生重大經濟沖突。這些觀點反映了美中關系的核心的雙重性，以及美國需要一個更明確的戰略，將中國視為未來沖擊的主要來源和抵御沖擊的重要角色。

中美對抗的成本，包括報復、升級和波動性，需要仔細權衡。嚴重的貿易緊張局勢最終會打擊中等收入的工人和消費者，以及美國企業和投資者。至少，美國需要與中國保持堅實的溝通渠道，以確保全球金融穩定，改善圍繞貿易和直接投資的沖突解決，并在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上進行協調。

國際合作，尋找新的共同點

新冠病毒大流行和未來沖擊的風險表明，美國不能向內走。強有力的外交關系可以在危機時期促進信任，減少政策失誤的機會。

美國不應容忍效率低下、不負責任或腐敗的官僚機構，它必須建設性地、戰略性地參與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系統、多邊開發銀行和具有普遍會員制的專門機構。

簡而言之，像特朗普政府在多個預算案中提出的那樣，減少對這些活動的資助（已經不到聯邦總支出的1%）是自取滅亡。但美國確實需要承諾，更有力的外交支出將讓全球經濟更好地為美國中產階級服務。

一個繁榮、健康和安全的美國中產階級是經濟流動性和機會的引擎。它通過消費支出和納稅來推動經濟發展，從而支持社會保險計劃、軍事和基礎設施。與國內機構更緊密地合作，形成新的公共投資，使國家更加繁榮、更具競爭力和彈性。

在后流行病時代，當分裂和政策失靈的代價變得令人不安時，美國中產階級可以幫助在外交政策制定，經濟民族主義者和社會進步人士之間形成新的共識。

作者Rozlyn Engel，本文原載于卡內基和平基金會，清研智庫李梓涵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