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是指由各種生物（包括動物、植物和微生物）及其所依存的環境共同構成的復雜生態系統，以及這些系統中發生的所有生態過程的總和。它涵蓋了從生態系統層面到物種層面，再到基因層面的多個維度。生物多樣性對于人類的福祉至關重要，是我們生存和持續發展的根本基石。因此，我們必須懷著對自然的敬畏之心，順應自然的規律，并竭盡全力保護自然，以增強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力度，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美好愿景。

中國地域遼闊，兼具陸地與海洋的多樣性，其復雜多變的地貌和氣候條件孕育了豐富且獨特的生態系統、物種以及遺傳多樣性，使中國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2024年1月，生態環境部發布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明確了我國新時期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方向和重點任務。這份計劃不僅是我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動落實“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國家行動，更是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決策部署的關鍵舉措。

一、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形勢下的中國行動

生物多樣性的持續喪失對人類福祉和生存構成了嚴重威脅，已成為制約人類發展的重大風險。然而，這一趨勢尚未得到根本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仍面臨諸多挑戰，包括生物棲息地的退化與喪失、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環境污染、氣候變化以及外來物種的入侵等。

作為最早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國家之一，我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始終走在前列。早在1994年，我國就率先制定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并在2010年發布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明確了未來20年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目標、任務和優先行動。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流化，全面提升保護和管理水平，強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戰略地位。我們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融入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環節，使之成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力量。

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見》，為新時期生物多樣性保護設定了新的目標和任務。而在2022年，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的主席國，中國成功引領各方達成“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及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描繪了新的藍圖，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

二、新時期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目標設定

《行動計劃》的核心目標是到2030年，確保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的政策、法規、制度、標準和監測體系得到全面建立，顯著緩解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趨勢，并顯著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管理水平。其中，包括至少30%的陸地、內陸水域、沿海和海洋退化生態系統得到有效恢復，以及確保遺傳資源和數字化序列信息及其相關傳統知識的惠益得到公正和公平的分享。此外，《行動計劃》還明確了中長期目標與愿景。具體而言，到2035年，期望能夠構建一個統一有序、結構連通、動態調整的全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空間格局，全面建立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可持續利用的機制，使保護生物多樣性成為公民的自覺行動。而到2050年，則期待全面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宏偉愿景。

《行動計劃》以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引領者的新姿態為出發點，緊密對接“昆蒙框架”的行動目標，將全球性的保護目標融入國家層面的實施計劃中，設立了與中國國情緊密結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目標。這一舉措旨在激勵并推動中國乃至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治理進程，實現國際履約需求的有效融合。具體而言，一方面，《行動計劃》在目標時間節點上與“昆蒙框架”保持高度一致。其中，2030年的目標與“昆蒙框架”2030年全球行動目標相互呼應，而中長期目標與愿景的時間節點也與“昆蒙框架”2050年全球長期目標相契合，這明確了中國在不同時間階段對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的具體貢獻。另一方面，《行動計劃》在目標及行動領域上與“昆蒙框架”緊密銜接。特別是2030年的目標中，包含了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可持續利用與惠益共享以及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四個優先行動目標，這些與“昆蒙框架”的2030年全球行動目標高度一致，即減少生物多樣性威脅、通過可持續利用和惠益分享滿足人類需求，以及推動執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決方案。值得一提的是，《行動計劃》在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個方面，對“昆蒙框架”中的相關行動目標進行了更為豐富和深入的拓展。

三、新時期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鍵行動

1.加快建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長效機制

從“昆蒙框架”到《行動計劃》，完善生物多樣性相關政策法規體系、建立長效機制無疑是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核心舉措。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即是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管理納入到國家或地方政府的各個決策領域和實踐中，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環境保護等多個方面。要實現這一目標，完善生物多樣性政策法規、體制機制和規劃計劃等至關重要。這些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實施，能夠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確保各行各業及各類群體在決策和行動中始終將生物多樣性置于重要位置。同時，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長效機制也是不可或缺的。這一機制應當包括預防生物多樣性破壞行為的措施，推動源頭管控，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同共進。通過這樣的機制，我們可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保護不僅僅停留在國家戰略層面，而是能夠轉化為具體的實踐行動，從而保障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鑒于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系統性、長期性，建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長效機制尤為迫切，應加快推進以下工作：一是加快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治建設，持續推進生物多樣性相關領域法律法規制定修訂工作，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及制度體系，健全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等；二是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協同治理機制，推進國家與地方、政府多部門間協同聯動機制，強化各級政府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主導作用；三是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及其多重價值觀持續納入各級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和相關部門的行業中長期發展規劃、工作計劃及有關行動方案等；四是出臺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全民行動方案。

2.加強就地保護監管與協同治理

面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嚴峻挑戰，強化就地保護監管與協同治理以修復受損生態系統顯得尤為緊迫。生物多樣性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為人類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生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撐，是綠色發展的核心動力。因此，加強就地保護監管是維護生物多樣性原生境的關鍵手段。為了有效應對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威脅因素，我們需要采取協同治理措施來恢復和保護受損生態系統，進而逆轉生物多樣性的下降趨勢，奠定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礎。在推進這一工作的過程中，我們需要聚焦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嚴格遵循生態保護紅線，強化對自然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等關鍵區域的保護監督，同時優化海洋生態安全布局；其次，精準識別生態恢復的重點區域，實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綜合保護和系統治理；再次，運用近自然的工程手段，積極開展棲息地修復和生態廊道建設；最后，推動污染減排、低碳發展、生態綠化和經濟增長的協同推進，制定并落實生物多樣性適應氣候變化的綜合政策框架。通過這些措施的實施，我們將能夠更有效地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生態系統的恢復與穩定，為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未來奠定堅實基礎。

四、健全生態保護法規制度體系

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在國際生物多樣性日（5月22日）上表示，中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早期簽署和批準國之一，已采取了一系列創新措施來加強生態保護。這些措施包括實行生態保護紅線制度，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綜合保護與恢復項目，以及建立以國家公園為核心的自然保護區體系。同時，中國已經從頂層設計上對生物多樣性保護進行了全面規劃，并高效執行。

為了構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框架，全國人大已頒布和修訂了多部相關法律，如《環境保護法》《生物安全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森林法》《草原法》《濕地保護法》《長江保護法》《畜牧法》和《種子法》等。2011年，為了統一推進全國范圍內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成立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此外，還發布了一系列政策指導文件，如《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以及《加強生物遺傳資源管理國家工作方案（2014—2020年）》等。在地方層面，中國也制定了多個省級生物多樣性戰略與行動計劃，并及時向《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報告了實施進展和政策動向。

撰稿 | 許邶 清研集團智慧生態環境研究部研究員

編輯 | 張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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