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lejandro de la Garza ，原文刊發于《時代》（TIME），清研智庫研究員王知凡編譯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的蔓延，以及公眾對其全球性大流行的擔憂，一些研究人員和初創公司正在運用人工智能與其他技術，預測病毒下一個可能爆發的地點，在具有潛在威脅的新型病毒造成公共衛生危機之前，這些舉措甚至有能力作出預警。

波士頓兒童醫院的首席創新官，哈佛醫學院的教授John Brownstein表示：“關于新型冠狀病毒，我們正在努力收集盡可能多的信息，弄清當下正在發生什么。”

在2003年SARS造成全世界774人死亡之后，他的團隊開發了名為“Healthmap”的工具，通過網絡新聞、聊天室等渠道搜集疾病爆發相關信息，之后Healthmap整理了以前分散的數據，生成可視化圖像，以顯示諸冠狀病毒等傳染病的傳播方式和傳播地點。Healthmap的成果，是對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使用的更加傳統數據收集技術的補充。該項目的數據正在被許多臨床醫生、研究人員和政府機構使用。

Healthmap顯示的中國與東亞新型冠狀病毒數據疫情，時間2019年2月10日

通過Healthmap的新型冠狀病毒數據可視化顯示，截至2月初，中國已被不同彩色圓點覆蓋：黃色表示在該位置報告的病例少于10例，其橙色陰影越深表示感染者聚集程度越高；紅色表示該位置有超過50人患病。在全國范圍內，較小的城市呈現為黃色的集群，而作為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中心的湖北省則被紅色覆蓋。越來越多的黃點標記在了世界各地的城市，例如東京、芝加哥、巴黎，表明病毒已經登陸到這些城市。

“這只是查看當下情況的另一種方式，”Brownstein說到，“事實上，最后政府機構開始意識到了這種在線收集情報的價值。”

Healthmap現在被用作早期預警和報告項目的數據源，這是一個包括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內的公共衛生機構之間的國際合作項目，目的是快速監測全世界的生物威脅。世界衛生組織“開源流行病情報”（Epidemic Intelligence from Open Sources）計劃也使用了該技術，這個措施旨在迅速發現可能的公共衛生威脅。

其他類似的病毒防護技術措施，已遠遠超出了追蹤現有疫情的層面。總部位于多倫多的健康監控公司BlueDot成立于2014年，它從廣泛的在線資源中收集疾病相關數據，然后利用航空公司的航班信息，預測下一次傳染病疫情何時出現（畢竟空路是常見的疾病傳播媒介）。BlueDot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同時也是一名傳染病醫生的Kamran Khan博士說，這種預測技術對于航空公司等企業必不可少，對醫院的醫護人員也有同樣重要作用，他們可能是第一批與潛在傳染病患者互動的人。Khan博士說到：“如果一個旅行者是來自發生疫情的地區，他們會去的不是公共衛生機構的辦公室，是急診室。一線的臨床醫生是否知道如何識別他們可能從未見過的東西？”

同時，一些研究人員致力于在潛在的新型病毒從動物轉移到人類之前就對其進行識別。全球病毒組項目（GVP）是一項研究提案，計劃建立在已有的一項概念型項目的基礎上——“疾病預測響應識別預防計劃（PREDICT）”。這個項目旨在開發遺傳和生態數據庫，涵蓋絕大部分動物種群攜帶的可感染人類的病毒。一些科學家認為，繪制人類病毒組（可以感染人類或生活在我們體內的所有病毒群體）的圖譜是健康研究中的“關鍵優先事項”。目前，研究人員認為，長達十年的GVP收集工作，將能幫助在下一次疫情爆發之前開發出新的疫苗、藥物和其他預防措施。他們在全球范圍內收集的有關病毒的大量數據，也可以用于訓練AI算法，以預測動物攜帶的哪些病毒更有可能傳染給人類。

“我們不能只看少數幾個物種和幾個地點，”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疾病生態學教授，GVP董事會成員Jonna Mazet說到，“我們需要真正了解的是，是否可能提前了解所有病毒的多樣性。”而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GVD的前身是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PREDICT項目，已經獲得了2億美元的資金。而研究人員需要的GVP項目資金是PREDICT項目的幾倍之多。一些國家已經開始逐步為該項目自籌資金。

每一個類似的舉措都有其懷疑論者。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傳染病動態中心生物學助理教授Nita Bharti說，流行病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使用類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和對航空線路分析技術。她認為，這類方法有其局限性，特別是在考慮到世界上較貧困的地區在線數據匱乏時。她說：“當你搜集的都是那些更有可能來自資源豐富或富裕地區的人群的數據時，是會存在一些盲點和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同時，了解一種病毒并不一定意味著我們就能阻止它的傳播，例如，此前人們已經對埃博拉病毒有了數十年的了解，但埃博拉疫情在2014年至2016年還是造成西部非洲11,000多人喪生。Bharti評價類似GVP的項目時說：“相比有用，編目所有的病毒可能只是更加有趣而已，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將其應用于全球健康事件的應對措施，也不知道它如何預測。”該計劃的12億美元標價，也引起了那些缺乏資金的傳染病研究人員的注意。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主任Michael Osterholm說：“我們只需要解決我們已經知道的疾病。”

但是，這些前沿工作的擁護者認為，預防疾病爆發比在爆發后對抗疾病更為明智。Mazet說：“研究人員更多的是到最后才發現新病毒，然后在后面追趕它，這件事我們已經一遍又一遍地干過了，現在該改變這種范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