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進入2020年總統大選的最后階段，兩黨的提名大會沒有對外交政策進行過多討論，唐納德·特朗普和喬·拜登之間的競爭顯然將主要在國內問題的戰場上進行。但是從長遠來看，歷史學家會問特朗普的總統任期是美國在世界上角色的重大轉折，還是僅是一次小的歷史偶然。

在這個階段，答案是未知的，因為我們不知道特朗普是否會連任。在《道德重要嗎？》的書上對自1945年以來的14位總統進行評級，給特朗普正式的等級是“不完全”，目前他名列最后四名之一。

富蘭克林·羅斯福這種排名靠前的總統看到了1930年代美國孤立主義的錯誤，并在1945年之后建立了自由的國際秩序。一個轉折點是哈里·杜魯門戰后的決定，導致了直到今天的永久聯盟。美國在1948年對馬歇爾計劃進行了大量投資，在1949年成立了北約，1960年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美國與日本簽署了新的安全條約。

多年來，美國人在對越南和伊拉克等發展中國家的軍事干預方面存在分歧，他們之間以及與其他國家之間也存在分歧。但是，自由制度秩序繼續獲得廣泛支持，直到2016年大選，當時特朗普成為攻擊自由制度秩序的第一位提名人。特朗普還對外國干預持懷疑態度，盡管他增加了國防預算，但他使用武力的次數相對較少。

特朗普的反干預主義相對受歡迎，但是他對美國利益的狹隘、交易性定義以及對聯盟和多邊機構的懷疑并不能反映多數意見。自1974年以來，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就向公眾詢問美國是否應該積極參與世界事務。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美國公眾一直是孤立主義者，在2014年達到41％的最高點。但是，與傳統觀點相反，到2016年大選之前，有64％的人贊成積極參與，到2018年達到70％。

特朗普的當選及其民粹主義的呼吁取決于2008年大蕭條加劇的經濟混亂，但更多的是與種族、女性角色和性別認同有關的文化變革兩極分化。特朗普雖然沒有在2016年贏得全民公決，但通過將經濟不安全和工資停滯歸咎于不良貿易協議和移民，成功地將白人對種族和少數族裔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的不滿與外交政策聯系起來。然而，根據前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的說法，作為總統，特朗普幾乎沒有戰略，他的外交政策主要受國內政治和個人利益的驅動。

就在特朗普上任之前，《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形容此刻為“一個經濟時期的終結，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時代的終結，也是一個地緣政治時期的終結，即美國領導的冷戰后全球秩序的單極時刻。”?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可能被證明是美國和世界歷史上的轉折點，特別是如果他再次當選。他的選舉可能會將吸引力轉向國內政治，但他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可能具有變革性。

當前有關特朗普的辯論再次引發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重大歷史成果是政治領導人選擇的產物，還是很大程度上由社會和經濟力量所導致的結果？有時，歷史似乎像一條奔流的河流，其路線受降水和地形的影響而定，而領導者僅僅是在水流中緊緊抓住一根木頭的螞蟻。在我看來，它們更像是試圖操縱和抵擋巖石的白水椽，偶爾翻倒，有時甚至成功地駛向理想的目的地。

例如，羅斯福在日本對珍珠港發動攻擊之前一直無法將美國帶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事實證明，他對希特勒所構成威脅的道德框架以及對付這一威脅的準備工作至關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如果是亨利·華萊士（在1944年大選時被羅斯福接任副總統）而非杜魯門擔任總統，美國對蘇聯野心的反應可能會大不相同。1952年大選后，孤立主義者羅伯特·塔夫特執政或自信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擔任總統，可能會擾亂艾森豪威爾主持的杜魯門遏制戰略的相對平穩整合。

約翰·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避免了一場核戰爭，隨后簽署第一份至關重要的核軍備控制協議。但是他和林登·約翰遜陷入了越南戰爭不必要的慘敗中，使國家陷入困境。在本世紀的最后幾十年中，經濟力量造成了蘇聯的衰落，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行動加速了蘇聯集團的瓦解。羅納德·里根的國防建設和談判技巧，以及喬治·布什的危機處理能力，在北約統一后，在和平結束冷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德國在北約重新統一。

換句話說，領導者及其技能很重要，這也意味著特朗普不能輕易被解雇。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削弱了機構、聯盟以及美國的軟吸引力。民意調查顯示，自2016年以來，美國的軟吸引力有所下降。

人和組織能力對于成功的美國總統來說至關重要，而情商也是如此，這會導致自我意識、自我控制和對環境的洞察力，而特朗普卻沒有。無論是在2021年還是2025年，他的繼任者都將面對一個變化的世界，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的特質和政策。這種變化將有多大取決于特朗普是一任總統還是兩任總統。在11月3日之后，我們將知道我們處于歷史性轉折點還是歷史性事故的盡頭。

本文作者JOSEPH S. NYE, JR，清研智庫李梓涵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