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世界各地對新冠病毒的出行限制放寬，許多人認為在他們的社區周圍散步呼吸一些新鮮空氣是一種擺脫禁錮的休息，然而，社會經濟地位可能會極大地影響人們在這些散步中看到的景觀，特別是在他們可能看到多少綠色方面。世界各地城市中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距從中可見一斑。

例如，舊金山的城市森林計劃指出，樹木因不同社區的富裕程度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在社區的豪華別墅享有30%的樹林覆蓋率，而在歷史上低收入和移民社區的樹林覆蓋率分別只有7.5%和5%。

城市樹木覆蓋率與收入之間的關聯性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存在，包括底特律、約翰內斯堡和墨西哥城。這往往是歷史上不平等的副產品：幾十年前做出的基礎設施決定，包括樹木不公平地使富人區受益。這繼續影響著今天所提供的服務，并可能成為當前和未來不平等的一個驅動因素。

城市森林為人們提供了各種好處，這意味著它們的存在或缺失會導致健康、財富和整體福祉方面的不平等。但是，如果戰略退綠能夠幫助城市對抗不平等，并在COVID-19之后更好地重建呢？城市在規劃綠色空間時，可以主動解決不平等問題，讓環境更加公平，改善居民生活。

城市森林規劃和現有的不平等現象

社會公平的目的是實現所有人的公平結果。只有認識到個人和社會群體面臨著獨特的挑戰，需要根據其具體需求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在不努力實現社會公平的情況下擴大和保護綠色空間，可能會加劇空間和社會不平等，并使邊緣化社區更加無法獲得城市公園提供的好處。

安裝和維護綠色基礎設施（如公園、河岸、沼澤、森林和林木），可能需要高昂的成本，而社區可能無力承擔。此外，社區的政治代表性和城市吸引富裕居民和游客的經濟利益的差異可能會影響公共綠色空間的決策。

例如，紐約市展望公園的修復提高了房地產價值，吸引了新的富裕居民，無形中將該地區的貧困居民，特別是黑人居民趕走。

城市公園和綠色基礎設施的土地使用和選址決定也可能使缺乏土地保有權、使用權和代表權的貧困居民或非正式社區不成比例地流離失所。例如，在孟買，保護紅樹林助長了對貧民窟居民的驅逐，而紅樹林地區的高端開發仍在繼續。

此外，如果城市綠色空間的設計沒有以滿足婦女、殘疾人、老人、兒童和其他邊緣化群體等弱勢群體的需求為明確目標，則可能會對平等利用綠色空間造成障礙。植被的類型、密度和維護會影響到公園使用者的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因性別、年齡、種族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在德里、悉尼和馬德里，國家計劃組織在2018年開展的一項摸底活動顯示，女性在城市公園受到人身和性侵犯方面占所有不安全公共空間的20%。

歷史上服務欠缺的低收入社區也面臨著綠色高級化的風險。在這一過程中，新的環境設施通過改造社區而不解決現有居民的需求和偏好，加劇了社會經濟排斥和文化疏離。

如果沒有適當的預見和監管，綠色空間對房產價值的影響會推高房價，并將低收入居民趕走。

當城市綠色空間分布不均時，它們所提供的好處也不均。與生活在較富裕地區的居民相比，低收入居民更有可能居住在較熱的社區，并受到較高程度的空氣污染，部分原因往往是由于綠色設施較少。與富裕、綠色社區的居民相比，他們也更有可能遭受熱浪的健康影響和暴雨洪水的影響。

最近的研究表明，空氣污染的增加與COVID-19的死亡率較高之間存在關聯。城市森林如果設計得當，可以幫助改善空氣質量，這表明需要公平的城市樹木分布，以避免加劇健康結果的不平等。

建設更綠色、更包容的城市

城市綠色空間可以成為一個寶貴的工具，為處境不利的社區在廣泛的問題上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包括健康和經濟利益、改善安全和抗災能力。為實現這一目標，旨在加強城市綠色空間的項目必須是公平的，并得到社區的支持。

綠色空間可以通過降低當地氣溫、改善空氣質量和減輕洪澇災害，幫助低收入社區減少受氣候和健康風險的影響。例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索爾達蒂湖的環境恢復和重新綠化是減少該市低收入地區洪水風險的多方面戰略的一部分。

綠色空間還可以帶來更多的好處，這些好處在服務不足的社區可能特別重要，例如提供休閑和社區生活的區域，創造更安全、更宜居的街道，以及減少與冷卻相關的建筑能源成本。

城市可以采取三個關鍵步驟，確保城市綠色空間的健康、經濟和環境效益成為增加社會公平的動力。

1. 建立強有力的政治領導

應建立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在城市綠色基礎設施項目中優先考慮服務不足的社區，并保護長期的社會利益不受短期經濟利益的影響。包括在為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進行招聘時，主動以社區居民為目標。

例如，印度尼西亞泗水市市長發起了 “一個靈魂一棵樹 “運動，其重點是加強城市森林，并為該市海灘一帶的貧困居民創造其他收入。除了保護5,000棵紅樹林外，該項目還鼓勵居民從紅樹林中采收糖漿，制作蠟染和其他產品，為居民創造新的收入來源。

2. 讓社區有意義地參與

積極主動和有意義的社區參與對于確保地方對恢復和保護綠色空間的支持和參與至關重要。例如，華盛頓特區第11街橋公園的公平發展計劃是通過社區參與反復制定的，包括與主要利益相關者的集思廣益、大型公開會議和在線咨詢。這使得最初的關注擴大到包括文化和政治公平、勞動力發展和小企業。

然而，社區參與不應該意味著依靠居民和私人業主來種植和維護新的樹木。這種方法往往在較富裕的社區最為有效，因為那里的居民有財力購買和養護幼樹。與當地和值得信賴的組織合作是建立信任的關鍵策略，并確保溝通和參與技術是適當和有效的。

3. 開發創新的籌資模式

公平的城市綠化規劃需要創新的資金，以幫助城市政府在服務不足的社區投放綠色空間，同時保護社區所有權以防止貧民窟化。其中一種方法是發行影響債券，讓市政府與投資者分擔風險，降低其責任和未來項目的融資成本。

亞特蘭大正在使用影響債券來保護普羅克特溪流域，并對服務不足的社區的環境污染進行修復。華盛頓特區通過 “綠領就業計劃”，利用這些債券為當地勞動力發展提供資金。

經典的金融工具也可以進行調整，將投資引向服務不足的社區。例如，加州為通過普通義務債券籌集的資金制定了公平標準，以資助服務不足社區的公園。募集到的資金將優先用于防止居民遷移的項目。

城市更綠色、更公平的未來

在城市林業決策中采用社會公平的視角，可以幫助城市使綠色空間成為解決現有不平等問題的重要工具，同時增強地方復原力。如果方法得當，還可以減少沖突的風險，加強社區的支持，并利用居民的地方知識和社會網絡。在短期內，實施更好的城市森林管理實踐將使新冠大流行的塵埃落定后，在社區中漫步時更加舒適。長期而言，這些做法將幫助當地社區變得更綠色、更健康、更公平。

作者Delfina Grinspan, John-Rob Pool, Ayushi Trivedi, James Anderson，Mathilde Bouyé，原載于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清研智庫李梓涵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