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特別強調發展數字經濟。人們講到數字經濟，往往強調技術創新這一面，但是，擁抱數字經濟，制度創新的要求更高、任務更重，完成起來更困難。我們從一開始就要關注如何在政策上適應好這個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否則數字經濟難有健康的發展。

數字經濟對就業崗位的影響

數字經濟是應用新技術的一個主要領域。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談技術進步對產業的影響，就有這樣一個說法——新技術在破壞舊崗位的同時，也創造更多新崗位。這話到今天還在說，但多數人不太信服。為什么？不是說它破壞了舊崗位不創造新崗位，而是有以下幾條原因：

第一，新技術毀掉的崗位與創造的崗位所需的工人不是同一批人。取代、毀掉的崗位和新技術創造的崗位，所需要的人具有不同人力資本和技能。所以盡管給一部分人創造了崗位，但丟掉崗位的人未必能進入新崗位。在此過程中，會出現失業或者就業不足的問題。

第二，破壞的崗位在數量上多于新創崗位。新創造的崗位質量可能更高，但在數量上不一定多于被破壞的崗位。

第三，轉崗后工作比以前質量低待遇差。通常人們在轉崗以后，往往會有人發現他們的待遇和就業質量降低了。雖然也有人會得到提高，但多數情況下是比以前要差。

上述這些原因造成了實際的勞動力市場問題和就業難點，這也是要討論勞動力市場和就業轉型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要探討的，是如何讓新技術的發展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以及能夠讓那些被替代掉的工人重新找到更好的崗位。

必須重視勞動力“內卷”現象

就業減少，人總要有一些去處，那么，究竟去哪兒了？

我們看三次產業勞動力數量。農業勞動力長期下降，這是一個必然規律，任何國家農業勞動力占比都是逐年下降的。同時，我們的第二產業就業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增速就已經沒那么快了，在過去的10來年里是絕對下降的。減少的這些人，他們去哪兒了呢？

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會回到農業中，農業勞動生產率太低，報酬也太低，因此大部分到了第三產業。當然不是去金融機構從事有技能含量的工作。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去了服務業，主要是生活服務業，也就是勞動生產率比較低的服務業中。所以我們看到，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數量是急劇增長的，農業是下降的，制造業也在下降。

然而，這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狀況又是什么？農業生產率是提高的，但仍然顯著低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同時，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是大幅度低于第二產業的，尤其是低于制造業。正是因為制造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和服務業的勞動力占比迅速提高，使得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進一步下降。這樣的話，生產率原來就高的部門，越是得到技術的支持，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更快，原來勞動生產率低的部門，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則越慢。

有一個詞叫“內卷化”，適合用在這里。當這部分勞動力原來還在勞動生產率比較高的制造業工作時，他們掙的是一個中等收入群體的工資。當他們被迫回到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變低的時候，勞動力的內卷化就發生了。

更多的人集中在生產率比較低的部門，甚至可能造成整體生產率進一步下降。雖然崗位還在，但是“新創造的崗位”比“破壞掉的崗位”的生產率還低。這不是我們數字經濟發展的初衷，必須重視，避免進一步發展。

把就業作為一個單獨的政策要求

我們發展數字經濟還是要注重就業。任何事物的發展，必須把就業作為一個單獨的政策要求賦予其中才能做好。所以，我提幾點數字經濟時代促進就業的政策建議。

第一，數字經濟時代應該打造一個更高版本的就業優先政策。總體來說，我們提出就業優先政策時可以叫做1.0；后來提出了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2.0；如今，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都加快了，更要有新的更好的舉措，我們要提出數字經濟時代就業優先政策3.0。

過去我們整體生產率提高靠什么？一方面固然是靠技術進步，但是最快、最主要的路徑，過去是靠勞動力從生產率低部門（農業）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非農產業），這個過程是資源重新配置，也是一種“帕累托改進”，這是人人歡迎的。總體來說，農村勞動力選擇外出打工，掙的錢比他在土地上掙得多，他是得到收益的。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離開的那個部門生產率低，進入的部門生產率高，整體勞動生產率也得到了提高，微觀上和宏觀上達成了一致。

但是隨著農村待轉移人口的減少，今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一個主要途徑不再是資源重新配置或“帕累托改進”，而是“創造性破壞”，即勞動生產率提高不可能靠所有企業同步取得生產率進步，而只能靠生產率高的企業生存、發展，生產率低的企業退出、萎縮，甚至死亡。在這過程中，“創造性破壞”就意味著生產率高的部門，可以得到新的更多生產要素進行重新組合，整體生產率得到提高。此時，在生產率提高中，既有得到發展的市場主體，也有被淘汰的市場主體，因此不再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在整個提高生產率的過程中，總會有人、有企業、有產能要受損的，被競爭破壞掉的。

然而，這個過程可以破壞產能、企業，但不能破壞“人”，因為勞動力是被承載在人的身上的，人不能被破壞。那么如何促進就業、保護人本身，就是政府的責任。在更高的科技發展，比如數字經濟發展條件下，這個責任更重、要求更高。所以，需要更高版本的就業優先政策，統一來解決就業總量、就業結構和就業質量的問題。

第二，新經濟的發展會創造新的就業形態，新的就業形態和傳統社會保險模式之間會產生不協調。特別是城鎮就業市場本來就是“二元”式的，過去對靈活就業、農民工以及下崗再就業人員，以及一部分新成長的勞動力覆蓋還不高。在新的就業形勢下，更是創造了更多靈活就業形式，比如送快遞的“騎手”，這類就業形式和原來的社會保障關系就更疏遠了。如何重新構建一個新型社會保障方式、模式去適應新就業形態，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新型就業模式中還是以農民工為主體，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中占比已經相當高了，因此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途徑，就是要讓他們在城市落戶，得到城市居民身份，至少讓他們和城市就業群體沒有差別，這是一條根本的出路。

第三個政策建議，要探索數字經濟時代勞動力市場制度形式。勞動力市場是一個配置人力資源的市場機制。人力資源是一個特殊的要素。勞動力這個生產要素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載體是人不是物，人既是勞動手段，也是發展目的。其他物質要素可以優勝劣汰，但人卻不能，人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得到保護。因此，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哪怕在比較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國家和地區中，也是結合兩種方式來予以配置的。一個是市場供求機制，用工資來調節勞動力配置；還有一個是勞動力市場制度，包括最低工資制度、勞動合同制度、勞動立法執法，以及工會的作用等，均不可或缺。這種方式在數字經濟時代還會有新的要求，一個是要與時俱進，與新科技發展相適應；另一個是要特別針對新就業形態的情況，讓勞動者得到勞動力市場制度的保護。

近年來最低工資制度作為一種勞動力市場制度，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勞動合同制度也發揮了應有的保護勞動者的功能，而不是相反。一直有人認為勞動力市場制度建立過早，最低工資制度減少了就業，勞動合同制加大了企業解雇工人的約束，都抬高了勞動力成本。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歸根到底是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必然結果。

數字經濟時代，技術進步和應用千變萬化，產業結構調整日新月異，意味著技能也是瞬息萬變的。今天，你花了幾年時間學到一個看似不錯的技能，找了一份體面的工作，還得到了期望的工資，但也許這種技能很快就被機器人替代，失去這個崗位的風險是很大的。

那么，怎么辦呢？歸根結底要靠教育，其中首先是通識教育，即提高人的認知能力，提高人的學習能力以及對勞動力市場的適應能力，這個是比單一技能更重要的。而這不能從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中獲得。因此，我們的通識教育和職業教育必須掌握平衡，兩者必須融合，不能說搞職業教育的就著眼于技能，必須要有通識教育，必須要讓受教育者有認知能力的提高，否則在瞬息萬變的勞動力市場上就難以適應。人力資本是關鍵，人力資本也要符合需求導向的原則。

來源：北京日報